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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4)

时间:2019-05-24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4)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早上好!第八届中国解决增长与周期论坛现在开幕!

  劳动生产率减速及失衡,这个大家都探讨得比较多了。工业减速发生得比较明显,1991年到1998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平均为17%,1999-2010年平均为8.3%。我们通过东西部三个区域,第二、第三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对比可以看到,东部、中部、西部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都是往下降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在2000年之后,它的速度基本上保持稳定,但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还是低于第二产业。

  第三个冲击波。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又继续下滑至7.4%,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第三个冲击波。为了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又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这些措施主要仍然是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继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防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这三次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列出来,是想说明一个观点,这三次的措施都差不多。效果,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仍会有小幅反弹,也仅仅是要反弹,也仅仅是小反弹。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换挡期,即从1978年-201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的高速增长期换挡到2012年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的7%-8%之间的中高速增长。这种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是符合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三次产业运行规律的。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连续三十多年实现了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今后再要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不仅不符合三次产业运行的规定,而且也是我国资源和环境不能承受的。在我看来,经济增速换挡之后,我们仍有可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经济年均增长率7%到8%之间。应当说,这样的增速是不低的。

  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中国十八大、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张卓元研究员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改革的若干问题的思考。谢谢。

  第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确实现在的土地、房地产这些事情成为政府的“钱袋”,财政确实关系到政府的行为。咱们的财政收入这些年增长得很快,都高于GDP,高于个人收入的增长。从九十年代,1994年分税制以来,财政在GDP里占的比例已经从原来的13%、14%,提高到现在的20%左右,现在一年的财政收入,税收13万亿。但是大家看看,其中有关土地的税收2万3千亿,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15%。包括房地产税、土地出让税,以及在土地上建筑业的征税,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占到了这么多。咱们也都看到了税收收入,还有非税收入,东西就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叫做政府性基金。政府性基金现在有几大项,一项原来叫三峡建设基金,这是中央的政府性基金,在电费里收,每一度电收2厘。现在变成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每一度电收7厘。另外,铁路建设基金,三峡建设基金收了十多年,收了两千五百亿左右。铁路建设基金收了十年,到去年收了9800多亿,今年再加上预计的650亿,有一万多亿,是在运价里面收的。现在铁路建设一顿公里的运价是7分4厘5,而铁路建设基金一顿公里运价是4分半,地方性政府建设基金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出让金,去年收了4100多亿,大家想一想,4万亿加上2万亿,6万多亿,占到财政收入的多少。如果把税收和非税收入加起来,咱们整个全口径政府收入是多少,大概将近20万亿了。所以人均负担是相当重了。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政府靠什么?靠土地,不光是在特别上可以找出面积来,而且可以给它融资。这个问题,才是很重要的问题。

  国资委主要管资本,也是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适应的,因为国资委要逐步致力于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也就要求更好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次《决定》专门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是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讲了五个重点。这五个重点跟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相比,当时提出了国家要控制的国有经济四大领域,相比应该说又前进了一步。比如1999年四大领域中有个自然垄断行业,国家要控股经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次非常明确提出来,控制的主要是自然垄断环节,除了自然垄断环节以外的,应该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所以国有资本投资的五个重点和1999年的四大领域相比应该说又前进一步。目前国有资本80%左右集中在竞争行业,太高了,虽然国有资本五个重点里也有一个是竞争性行业,但是更多的是要倾向于把国有资本投向公益性的方面。所以,需要按照《决定》的要求进行调整。看来,今后要很好界定国内国有资本的职能,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工业性,还有一类是商业性,第三类是节互谅者或者两者皆有的,对不同类的国有企业,进行不一样的考核指标,比如对于公益性资本运营公司就不能以资本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而应当着重在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要求,这些都需要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认真研究和逐步完善。同时借鉴国内外几大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基本做法和经验。我记得起草文件时,主要提出,一个是国外的淡马锡,一个是国内的汇金公司,他们的资本运营和投资控股的一些做法,结合具体的实际,认真研究探索最佳模式。

  基于C-D框架和非线性变量,由于我们投资增长速度依然很高,2008-2013年之间的潜在增长率算下来10%,高于实际GDP近乎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们的通缩是存在的,因为潜在还是高的,大量无效率投资,推高了潜在增长,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最后,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预祝各位专家在未来的两天里一起分享观点和见解,凝聚共识,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各位来宾,今天我们论坛主题为经济增速换挡与经济发展转型,再次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性,希望我们的论坛越办越好,也希望我担任名誉院长的中国实验研究院借助论坛这个平台,在推动经济实验研究、繁荣经济科学,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发展服务方面多出成果,成为这一领域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度开放的研究机构,成为给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参考的智囊团。

  从下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就可以扭转只守住下限的被动局面,不至于总担心经济运行会滑出下限,不需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

  在经济领域也有市场失灵的部分,比如市场垄断环节,再一个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部分,这一部分不是特别容易界定,但这只是比较小的部分,经济领域的主体部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决定性作用。目前这方面做的不够好,主要是政府配置资源过多,还有就是由于垄断和其他行政干预妨碍了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形成健全,没有很好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据我所知,税收的立法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人大主动授权给国务院的,只留了三个,15个都给人家了,看来现在也不太想收回。另外我们知道的信息是遗产税、房产税近期内不可能开征,房产税开征也存在技术性问题,我在美国、欧洲游多少房产,也没有人知道,而且价值评估得有相当的力量进行,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

  我之所以对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是有充分根据的。一是21世纪前二十年,我国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二是我国现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强劲的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三是我国正处于成长化的加速发展阶段。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必然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较快增长,成为实现中高速增长的驱动力。四是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距,2012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55722元,中部地区为32427元,西部地区为31357元,东北地区为46014元。以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中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56%,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54%,东北地区为东部地区的80%。这种发展差距本身就表明我国今后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五是我国市场化空间还很大,通过深化改革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就能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由此形成经济增长强大动力。虽然换挡期的增长速度比以前放慢了,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却比以前明显提高。在我看来,所谓换挡,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而且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换挡。之所以说还包含有经济质量的换挡,是因为在这些换挡期间,我们要着力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并且按照这三个着力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这就是说,在换挡期间,我们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均匀发展,来力争在较长时期内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做到速度和质量的统一。

  调结构和促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效率的提升上来,我觉得由有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扩大内需来推动新型的城镇化,来开拓和挖掘国内消费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鼓励竞争,优胜劣汰,实现优势企业的做大做强,发挥增产的规模效应。二是通过打破垄断来消除行业进入的壁垒,减少对企业规模的限制和信贷的歧视,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项目和养老医疗教育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挥增长的配置效率。三是通过加快高端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创新国际经济技术及合作的内容和形势来缩短研发的周期和成本,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设来提高企业创新的能力,发挥增长的技术效率。四是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现在基本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各个地方也在进行研讨,怎么样推进混合所有制建设来建立现代的工资治理机构,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能不能开拓一些新的治理模式,来发挥增长的管理效率。

  从上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可使经济增长不突破两位数,使经济运行于上限保持一定距离,不至于造成通货膨胀。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概括地说,就是要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及时淘汰过剩或者落后的产能。这里我着重讲一讲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性。根据三次产业研究的规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装备制造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将趋于下降。有的学者就把这种比重的下降看成是装备制造业走向衰落的表现,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最新研究资料表明,装备制造业似乎走向衰落,不能依据其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这种相对量的变化来判断,而应该依据其产值这一绝对量的变化来判断。例如,处于后工业化的美国、日本和德国,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装备制造业产出的相对量呈现下降趋势,但制造业产出的绝对量是持续增长的。美国从1977年到2007年,制造业增加值上升了128.72%,年平均增长率为2.99%。日本从1979年-2006年,制造业增长值上升了226.33%,年平均增长率为3.6%。德国从1976年到1990年制造业额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76%。这三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制造业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呈不断增长的态势。

  尊敬的论坛主席,各位嘉宾,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换挡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所以综合上述几点问题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是不足的,潜在的风险也日益突出,部分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是较大。尽管对于本轮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仍旧存在争议,但是社会各界对于增长阶段转换的共识正在形成。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国家或者地区都无法保持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过程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历史上看,成功的实现经济起飞的经济体大多也先后经历了显著经济增长加速、减速和调整的阶段,所以从理论的视角来看,长期增长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或者路径,世界经济始终也不乏形形色色的演进路径和成功案例经济增长既有可能表现为遵从现有增长路径,向特定的稳态收敛的过程,也有可能发生增长路径的跳跃,收敛到新的稳态,呈现出自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军均衡循环动态变化的特点,因此,经济增长并不是单一、均值的过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 《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 ” 将于2014年6月28-29日在北京隆重召开。

  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于去年11月作出了,到现在半年多了,各方面的讨论也比较多。下面我想就经济领域列举一些我认为需要我们重视的几个改革议题。

  把握中线不仅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而且可以利用好上限与下限之的经济增长空间,不至于浪费宝贵合理区间,避免造成宏观效率损失。

  八年来,论坛深深扎根于中国经济实践,致力于解决中国深层次的经济问题,迅速发展,并成为广泛关注的重要论坛,是各界同仁尤其是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的长期支持参与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学校向各位专家表示衷心感谢,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本论坛的发展,使论坛办得更有水平、更有特色、更有成效。

  从上述五个方面持续上扬的扭曲和风险来看,出口-投资驱动型模式向信贷-投资驱动模式的转变导致中国结构问题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加重。我们中国经济有一个毛病,一个是增长依赖症,中国经济,不是说我们喜欢增长,中国整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行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增长速度来维持的,没有恰当的增长速度,整个经济矛盾、社会矛盾都会爆发出来。首先增长和就业有关,我们测算了,2014年如果要维持12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的话,以就业系数来测算,增长速度就7.2%以上,没有这样的速度,失业率就会上来,失业率上来,如果延长到实体经济失业率,那现在可能就是农民工了,特 现在的青年农民工,受到高等教育的农民工,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回到农村去。当就业率上来,中国社会问题就可能会出现,所以不能没有速度。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我们现在不提倡国有企业之间的联合,因为在这之前,很多地方热衷于地方国有企业找中央企业搞联合,而不是跟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联合。所以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步是公司制改革,第二步光是公司制改革不够,应该是股份制改革。再进一步,光是股份制改革不行,应该发展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现在来看,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似乎要更加积极和主动。

  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操作目标定在1250万的线%。同时,我们要维持居民的收入水平。这几年看到,老百姓收入在下降,我们曾经做过研究,当前老百姓收入下降不是我们的深层问题,是体制问题,现有的体制框架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要保持一定水平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蛋糕做大,然后把绝对量提高。如果现在速度下来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你要维持老百姓的基本收入,就要维持增长速度。

  通过上面两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引出了下面的思考。我们中国的效率失衡问题的分析,为什么会产生失衡?我们依然从劳动力开始入手,效率失衡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问题。这个图是说了一个事,我们工业与服务业效率的差异,源于服务业作为工业分工的结果而存在。从2003年开始,服务业替代农业作为周期性劳动力供求的贮水池,服务业扩张表现在规模上而非效率上。这张图,农村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逐年的增量,从2003年以来,增量全部是负的,不同于2003年以前的这就意味着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再也不会随着周期波动而波动了,劳动力回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二、三产业交替进行了劳动力吸收和放出,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投资贸易边界出现、工业份额下降而且恰恰是传统服务业弥补经济空档时,效率失衡严重。

  首先,流动性进一步快速上扬。在流动性快速上扬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发现流动性很多,另外我们在微观调查的时候,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发现最紧还是资金问题,民营企业感到钱不好贷,但是宏观上看到了“钱荒”。金融“剥夺”实体经济的现象在不断强化,去年开始稍微好一点,前两年我们看到工业利润大幅下降,银行利润大幅上扬。同时我们看到国家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在持续快速上升,我们中国的总债务率在上升,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地方债务。政府债务上升尤其是部分债务具有强烈的隐蔽性,现在我们清查的债务主要是显性的债务,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委托当地公司来贷款。很多地方债务率过高,特别是对土地财政,刚才张老师讲到了这些数据,都非常显著的。未来几年,地方政府直接债务偿还压力很大,这两年还不是偿债高峰,已经感到吃紧了,到了2015年到2018年,才是偿债高峰,那个时候才是危机的爆发的可能点。

  预算公开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正好预算法修改三读,那么有关的东西能不能列进去。比如说预算的报告,每年向人大作报告,大家可以看看,只有大项,没有细项,而那个报告不是预算报告,而是预算政策的报告,讲的是我们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辅,讲的这一套,我们今年的预算要向民生倾斜,这是预算政策的报告,不是预算收入的报告,能不能改一改?

  作为政府不可能无所作为,所以要采取一些微刺激的措施,也可以理解,也防止泡沫的破灭带来的振荡,我觉得从治理团队的角度来讲,也是需要一些调控的政策来源调整,但是实际上借助微刺激政策的效率作用的时间越来越短,释放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所以确实需要中长期来考虑。这种考虑特别是从效率的角度来推进,长期增长的动力。

  我们再看投资。2013年到2014年,我们的投资率也出现了见顶的趋势,我们用的指标季度投资完成额,比上季度GDP,在2013、2014年间达到了80%。这个时候,向下调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投资不稳定性增加,高处不胜寒,见顶的同时不稳定也增加了。

  这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办法,改革为构建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的总体应对。

  与以前的研究稍微深化的方面表现以下三点,一是宏观经济的“两个边界”及其冲击,二是边界逼近过程当中TFP与劳动生产率问题的分析。三是从效率补偿角度来理解投资与消费转换的关系。四是中国区域间产业的雁阵传递为什么不会持续。

  下面看看市场风险和市场信心问题,一是PPI持续下降,实体经济通缩和房地产市场膨胀风险并存。由于中国大量的无效投资的存在,2008年以来,中国潜在增长一直高于实际GDP增长,导致实体经济过剩及其通缩。二是资金期限错配,大量资金离开实体经济进入资产市场,利率攀升,中国资产价格上涨到劲头,财富推进阶段基本结束。三是未来信心不足,这主要是一些实体经济通缩,房地产市场过度膨胀,降低了企业家的预期。在宏观方面,我们提出一个判断,2014年,我们综合各方面因素,预期增长率在7.4%左右。

  这次《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这次《决定》的亮点。中国经济35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无论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都增长很快。截至2013年年底,国有工商企业资产累计91万亿,所有者权益31.8万亿,其中中央企业所有者权益16.5万亿。2012年私营企业注册资本也达到31万亿,居民储蓄存款更多,2014年4月已经达到了47万亿,其中半数以上是定期存款。

  各位嘉宾,我想用二十分钟的时间,简单说说我个人认为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哪些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经济改革议题。

  各位新朋友,各位老朋友,大家好。一年一度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又开幕了,大家又欢聚一堂。我代表主办单位之一,向新老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样,近三年来,每年形成了一个循环圈,“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大体上说,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

  本届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研究机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高等院校专名的专家和学者,以经济增速换挡和经济发展转型为主题,共同为中国经济把脉。我相信,在大家的思想碰撞下,一定会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结构良好升级,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当今世界,即使是农业发达国家,家庭经营仍然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形式。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是农业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的现象。推行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发展就要使土地的农业生产要素进行流转和重新组合。为了使农民无后顾之忧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必须切实保障农户对承包土地的合法权益,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这是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要点。

  我首先介绍一下报告的背景。我们要从2009年到2013年,课题组主要进行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到高效转换过程当中的减速趋势的判断。二是产业效率异质性,三是区域效率差异问题,立足于供给面的研究。

  杨教授对体制的批判还是很深刻的,改革还是不易的。中国的改革历经这么多年,原来的改革确实都是创造福利,或者说红利,一改革承包制,创造了农村的红利,国际化改革创造了国际比较优势,房地产土地要素改革创造了城镇化。但是现在的改革,能看到的大多为成本,很难看到明确的红利。所以,这一块也是现在改革难以痛下决心的一个关键,改革问题现在还是破题的根本,但是又是破题最难的部分。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沈坤荣教授给我们作有关效率和阶段的讲演。

  下面我沿着杨老师和沈老师的精彩分析,继续对中国潜在增长、结构转型的一些问题,提供一个其他的视角。这个报告是我们课题组一些想法,还没有全面完成。这个题目是TFP与劳动生产率:中国宏观经济经验事实与长期增长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是以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截至到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其中第一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为0.4%,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3.7%,第三产业为3.5%,工业仍然是当前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

  下面进入第二节,有四个重要级的教授进行两个主要的议题,一个是从改革如何破题宏观调控,第二个是如何通过提升效率来调整产业结构。这两个题目正好是我们这一次两大主题,所以先有请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经济学家杨瑞龙教授给我们讲通过改革怎么破题宏观调控。

  王文举教授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研究博弈论的专家,谢谢王文举教授的祝愿。下面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论坛主席,也是我们论坛的发起人刘树成教授致辞并且演讲,并由此进入大会第二单元。

  下面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教授给我们作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财政税收改革。

  这里所说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指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下面着重讲一讲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要点。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应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进一步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使农产品在数量、品种、质量方面都能够同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要求相适应,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我是张连城,首先由我介绍部分与会嘉宾。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论坛主席刘树成研究员,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税务专家郝如玉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院张曙光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杨瑞龙教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学者沈坤荣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AMM大学教授田国强院长,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政府顾问李文溥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蔡志洲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龚刚教授,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昆亭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殷晓鹏教授,北京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活动部主任李志东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主任李建伟研究员,河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建强,湖南大学经济学院陈乐一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吴国华研究员,天津城建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王振坡,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魏峰,还有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赶过来的郭义教授,英国兰姆顿大学中国与亚洲战略研究部主任因家中临时出现变故无法到会,他的同事可能下午会赶到我们会场。我们会议的老朋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因会议冲突今年无法到会,但是对我们会议表示了衷心祝贺。今天还有实业单位的龙讯数据公司总裁李毅先生。本次参会的媒体学者和专家有人民日报理论部委员、经济社会室主编马宏伟博士,论坛丛书出版单位中国经济出版社毛登余副社长,经济观察杂志副主任赵玉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主编刘英,中国证券报产业与公司新闻部主任助理张朝晖,还有来自全国高校研究部门、经济机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院长主任专家学者,我不一一介绍了。

  非金融企业债务率增长十分快,很多数字已经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房地产泡沫问题日益眼中,一方面感觉房地产泡沫很大,但是现在预期怕泡沫,更怕泡沫破裂,大家都关心房价下跌,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我们是进退两难。还有一个问题是产能过剩,在本轮经济周期当中越来越严重,而且看不到解决的迹象。这是我们罗列了几个主要产能过剩的行业,从2010年开始,我们国家就重视了消产能过剩,以发改委为主,去消产能过剩。但是又是以发改委为主,去增这部分产能。而且这两年增的产能更多,这是新增产能和淘汰产能之比,大部分该淘汰产能都有所增加,问题很清楚,以政府为主导的消化过剩产能可能是缘木求鱼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消费,消费拉动增长的内生机制缺乏。2013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是50%和36.2%,比上一年略有回升。2013年至2014年第一季度消费率的提高,是在贸易、投资边界逼近以及贸易、投资两架马车拉力减弱的背景下发生的,是个统计的上升,消费增长乏力问题依然突出。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2014年第八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今天在这儿隆重开幕,我代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本届论坛的各位嘉宾和新老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论坛的合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美国侨报社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目前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和经济发展转型期,在这期间,中国GDP增速究竟有多高,是理论界存在的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目前有许多外国的学者都在唱衰中国,上个月,我们学校和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一次论坛,芝加哥大学一个著名教授提出一个观点,说从今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就只能保持在4%-7%之间,我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刚才我们胡教授指出,即使是换挡期,也可以长期保持在7%-8%之间,并且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胡老师还提出了换挡期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也是经济增长质量换挡期的观点。我们感谢胡老师的发言。

  这次《决定》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别看光是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这是个非常大的转变。国资委如何从管国有企业为主向主要管资本转变,对国资委来说是个全新的扣题。从哪里着手转轨就很值得研究探索,包括怎么样组建国有资本的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需要探索经验。

  富人们现在可以放心了,祝大家近两年都成为富人,感谢郝如玉主任给我们的演讲。下面请会议主办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院长王文举教授致辞

  今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抓紧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这些就是构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棋局的重要抓手,就是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战略支撑。

  为此,应着重解决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要保障粮食安全。要保障全国人民和经济发展对粮食的需要。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须稳定在一万亿斤,相应地守住18亿亩耕地这一红线。但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优质耕地被占用了,而耕地虽然在数量上达到要求,但是在质量上却相去甚远。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对补偿耕地,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使其在质量上也达到要求。二是要保障农户产品食品安全。现在农户产品食品安全与全国小康生活水平的要求不相适应,许多农户产品农药、化肥、重金属含量超标,进口大量的大豆、玉米等转基因农产品不利于人民的健康,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加强科学研究,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解决。三是要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实行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首先看看第一个大问题,2013年到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和问题。刘老师刚才也讲了,我们稍微综合一下。首先看2013-2014年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的新特点。一是GDP当中服务业增长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承担就业主渠道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第二、第三产业效率不均衡问题突出。二是投资率逼近边界,贸易规模逼近边界,就是所谓两个边界逼近,并引致较大的宏观部委定性。三是在投资出口两架马车减速的背景下,2014年第一季度消费提供了稳增长的动力,但是消费促增长的长效机制缺乏。四是PPI持续下降,企业家信息不足,实体经济与房地产市场分化严重,经济下滑风险增加。总之我们认为,2010年以来的经济减速,更多具有结构性特征,也意味着投资驱动和财富推动阶段的结束。

  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按照上述循环圈的运行轨迹,今年4月之后陆续出台的微刺激措施,预计可使下半年的GDP增速由有小幅反弹,但随着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到明年初,经济增速又会继续下滑,又得打“下限保卫战”。

  下面针对差异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些认识,关于效率补偿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有差异?差异怎么均衡?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想看看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的。首先,根据前文分析,中国投资出口边界逼近,以及财富推动阶段的结束,意味着现有资本驱动模式难以为继,而劳动生产率的减速以及TFP对潜在增长的贡献比较微弱,意味着效率改善的必要和困难。关于中国结构性减速过程中投资、消费的作用争论为何莫衷一是?二战后为什么日本顺利完成了工业化,且顺利实现了投资驱动增长向大众消费时代的转型?但是绝大部分新兴工业国家都没有完成,为什么?从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向消费和服务主导增长模式嬗变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效率补偿。

  另外,在讨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也出现有的民营企业一讲到混合所有制经济就要求控股,这也不完全现实。因为现在有的央企准备引进社会资本的,比如像中石化,它的油品销售板块拿出三分之一就达到上千亿元,目前单个民营资本恐怕还没有具备控股的能力。在这同时,也要防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要客观合理地评估国有资产,要依法和公开透明操作,严格防止过去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很多乱象。有的专家估计,目前混合所有制经济总体上占我国经济比重三分之一左右,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个人估计,到2020年,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总体上占我国整个的比重可以提高到50%左右。所以,可以想像,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产权多元、自主经营、治理规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会有长足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微观主体。因此,今后需要加强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包括怎么样完善法规政策,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做到在一个经济单位内部,各类资本能够得到同等保护产权、同等使用生产要素,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确实提高效率是下一步改革出红利的根本,国企改革提高效率能够增加我们可以预见的改革红利,其实服务业的改革也是一个大的地方,但服务业改革确实又涉及面非常广,其中一个最广的问题就是事业单位改革。大家知道,现代服务业中很多服务业基本上是事业单位,教育、医疗、传媒一定等等,所以这一块不进行社保改革,很难向企业发展,很难拉动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与服务也的效率。国企改革也罢,事业单位改革激发服务业效率提升也罢,都是我们现在重中之重的所谓改革红利的重点。下面有请经济所课题组袁富华教授给我们进行一些阶段性讨论。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有84万亿的资产,约占总实业资本的44%,3900万在职员工,但收入仅占27%。这些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不过是5.9%,远远低于全社会企业的10.4%。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来拉平国企和民企的利润水平,GDP就有额外的两个百分点的增长,这就是企业改革会带来红利。所以我觉得改革尽管是一个慢变量,但是需要形成供需的过程,但是如果不推进,在供需上不能有效的形成,中国经济确实是有下行的风险,所以关键是以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升,以效率的提升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上述粮食安全农户产品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都要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条件,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应当长期坚持,不断完善。

  作为东道主的中国社科院、首都经贸大学、美国侨胞其他领导和专家学者,参会的还有来自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研究生以及来自11个国家的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与会。今年参加大会报道的新闻单位有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参考、第一财经日报、香港商报、香港紫荆杂志、中国网、新浪网、中证网、搜狐网、经济日报、中国商报、经济观察报、美国侨报、香港大公报、香港经济导报、每日经济新闻、澳门卫视、中国证券报。

  我的题目是“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这个题目和我们的刘老师刚才讲的题目有一定的衔接性,大家知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下行,紧接着中国4万亿的计划迎来了中2009年3月份超预期地快速反弹,经历了一年多的过时的增长,到了2010年CPI由负转正以后,中国经济开始下行。面对这个下行,很多人以为,我们在做宏观经济,很多学者都在说前低后稳、前低后高,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走出来。面对这样的格局,连续经济下行,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谈刺激经济计划时,还是怀着一种谨慎的或者担心的心态。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2008年的刺激计划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面对这样的负面影响,李克强政府开头还是必须坚定地希望在容忍的速度下降条件下把重心放到结构调整上面。国外的媒体把它概括为“克强经济学”,我们后来对这个提法不认可,尽管不认可,但是表明了2011年的政策走向,面对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把重点放到结构调整上面。为什么呢?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对中国经济结构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首先是杠杆率居高不下,这张图反映的是2008年以前民营经济杠杆率远高于国有企业,2008年以后,大规模刺激计划,主要是国有企业拿到了资金,所以国有企业杠杆率明显提高。国有企业杠杆程度比五年前要高出三倍。

  目前,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只有中国联通等八九家公司初步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改革滞后了。近来,已经有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主动提出实行混合所有制,比如中石化将油品销售板块要进行充足,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还有,像中电投,也是允许民资参股部分中电投旗下的子公司和建设项目,规模比例大概三分之一左右。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以国有资本控股,也可以非国有资本控股。当前要着重避免的总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民间资本参股后没有多少发言权的现象。也要避免有的央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只拿出一部分不赚钱或者成为包袱的业务吸收社会资本参与。有的专家也说,要坚持在增量的基础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坚决防止抛售优质国有资产,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实际上,按照《决定》的精神,在垄断行业中,除了自然垄断的环节外,一般都应该放开,这其中既有存量资产,也有优质资产。优质资产更可以评估出好价钱,有利于引入社会资本跟竞争机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内运行,所以中央政府再度出手稳增长。刚才刘老师讲的“三次冲击”和“三次政策”已经很清楚,老办法没有太多的新,主要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的改造等微刺激政策,为了避免中国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从近两个月的宏观数据来看,定向的微刺激政策开始有点作用,无论出口、消费还是工业生产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甚至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都有所改善,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

  非常感谢经贸大学和社科院经济所举办这样一个会,我是每年都参加,不仅在这个会上有演讲,更重要的是和老朋友有见面的机会,感谢大会的主办者。

  下面看第二大部分,和中国部分的表现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是给它做了一个比较底层的回答,未来五年的增长趋势,这是针对结构说的。总而言之,我们提供了三个表,11个是生产函数分解表,今年这个表无非是数据更新。最基本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2014-2019年增长区间大概是6.4-7.8之间,这还是比较乐观的估计。这个表有些特殊的地方,首先劳动生产率因素,我们对他进行了分解,我们看到2013年有一个事,宏观上2013年以来,服务业GDP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是出了一个问题,由于服务业现在已经作为就业注水池的作用,所以服务业GDP增长同时,就业增加了,但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更大,不均衡更严重了。2013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增长率是8%,但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不到2%,这是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总量扩大了,但是效率确实又降低了。

  第二,这个政策又是最糟糕的政策。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呢?现在这个政策搞得确实鸡飞狗跳,大家看,现在很多家庭都为此而分裂,夫妻离婚,不管是真假,反正这个事情与这个有关,父子争议,为继承财产打得不亦乐乎,兄弟也为争财产反目。你可以看看北京电视台那几个热点节目,几乎都是为了房产、为了土地在那里争议。这个政策把家庭搞成这个样子,我说这是最糟糕的政策。这个政策也可以说是破坏法制的政策,咱们看,里面反映了中国法制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看到,比如说权大于法,比如说下位法高于上位法,政府的高于法律。咱们国家很多经济的运行是靠的,在这里面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党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写入了要让农村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很好,但是没有过三天,两部委发文,禁止小产权房建设出租出卖,禁止城市里的人到农村建房。那么到底哪个有用呢?所以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也在破坏法制。尽管咱们把保护私人财产入宪,但是《土地管理法》仍然和宪法不相一致,而且《土地管理法》修改了多年,到现在出不了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刚才我讲了,你三峡建设基金里面收的2厘,这就变成7厘了,可以随便改变的,不需要通过什么法定程序就可以收。而且咱们现在税收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咱们是间接税,这些收都打到价格里面去了,最后仍然是抬高了价格,老百姓掏腰包,但是掏了腰包感受不到。就需要转变这个问题,逐渐的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变,大家掏了钱就要问这个钱怎么花的,就要预算、公开,现在不光要有税收的公开,而且这些非税的也要公开。所以税收现在报告了,向非税的收入政府性建设基金,从去年开始三峡建设基金也进入财政里,大家要知道,为这个事情,北京市一位市民2009年要求公开三峡建设基金,结果给三峡建设委、财政部提出,根本没人理,最后告到法院,法院不予受理,想一想怎么去监督它。

  首先看看效率补偿的经典案例,就是日本。要我们提供了一个。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不够牢固,中国经济正经历着深度调整,中国经济成功换挡和转型,不仅使中国经济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机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就,如何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放得更开,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得更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合力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形成新的内生增长动力,还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仁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张老师的发言很有感染力,尝闻兄弟阋墙,皆因孔方作祟;戈操同室,皆因财产纠纷。土地政策不对头,害得农民都晕了头。我们张老师强烈呼吁,为了保持社会和谐,应当改变我们的土地税收政策,郝如玉主任也在听着呢。非税收收入也要法定,郝如玉主任不仅是主任,还是钦定的中国著名税务专家,过去出台的税务政策,都要经过郝主任过目的,我想这个意见和建议都会反应上去。谢谢张老师的发言。

  为“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诸如: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效果,2012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小幅反弹至7.9%。

  今年又是新一轮改革初期阶段,各种利益主体博弈激烈、矛盾交汇错综复杂。这仅仅是表明一个现象,我个人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中国经济自身演进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增长动力的缺失或者叫断层,改革的慢变量的推进跟个快速下来的不衔接,以及我们国家依赖全球化生产过程的一种断层。在这个过程当中,新的动力形成还有待时日,我们说传统的增长动力已经逐渐消失,而新的增长点的有效形成还需要时间。去年我在《求是》杂志上,第19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说培育新的增长点,长短结合来培育新的增长点。现在看来,培育新的增长点要成为一个能够替代原有增长动力的,还是比较难的。

  第三,适当时候改革税收授权,逐步由现在的全部授权向部分授权转型,建立国务院立主法国务院制定实施细则的税收立法模式。我这样一个建议是个非常温和的方案,既解决了我国税收立法全部授权的缺陷,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又给政府留下了灵活调整的空间。

  下面我们进入会议第一项,首先由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税务专家郝如玉致辞。

  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总的来说是要根据三次产业研究的规律,积极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发展服务业应该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服务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应当根据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服务业提出的需求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贯穿于整个工业产业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直接影响着工业生产的效率和产值。第二,要根据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和进入老龄化社会对服务业提出的需求来发展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业。第三,要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网络、计算机软件和科研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就金融服务业来说,要健全金融体系,完善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挥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如果这种循环圈年年继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这样,每年3月“两会”过后,大体上从4月一直到9月政府的经济工作都要聚焦于“守住下限”。而据此同时,国内外经济界、舆论界也都聚焦于中国经济能否抵御住下行压力。也就是会不会硬着陆这样的问题。这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显得很被动。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刚才郝主任讲了一句,税收法定。我想再增加一句,叫做预算公开,这是一件根本的道路,就是税收法定和预算公开是财政改革根本的方向。拿税收法定来看,郝主任刚才讲了税收,我刚才讲了非税收入,讲了政府性基金。咱们现在的政府性基金500多项,大家去看财政部的网站,只有43项名目,而这43项里面,12项是部门规章,只有6项是有法律依据的,这个法律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不光是要解决税收法定问题,非税收入的法定问题也要解决。正因为出师无名,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各个政府性基金是可以随便增,可以随便提高的。

  刘树成研究员是我国最早把经济周期理论引入到国内经济分析的学者。他的发言很深刻,中国经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怎么现在好像成了一个吸毒者,要经常不断地刺激,看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由此刘树成老师建议,把被动的守下限转移到主动把握中线的宏观调控方式上去,并且提出了中长期我们应该怎么做。感谢刘树成研究员的发言和给我们的启示。

  听了张老师的发言我很有感触,中国的经济体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五六年以后,中国实行了完全的计划经济,改革初期实行了陈云同志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八十年代中期又改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9年之后,治理整顿,又重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幸运的是,1992年中国人民的领路人唱出了一首《春天的故事》,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怎么搞,我们一直认为在资源配置里,市场机制要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次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资源配置领域中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应该是个意义非常深远的提法。张老师给我们深度解读了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精神。谢谢张老师的发言。

  我们说最近的经济数据和市场的感受普遍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运行确实有下行的风险。从市场的感受来说,这段时间利用假期也在东部一些地方作调研,大家普遍感受到,好像经济是有下来的感觉。海外也出现了看空中国经济的情绪,甚至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伤停补时阶段,也有人说得过头一点来唱衰中国。

  至于说咱们收了这么多钱,怎么支出,大家可以看,这些年有些改进,增加了一些民生的,比如说税收里面也减去了一些,比如土地税免了,农村的,但是也增加了一些民生的支出。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咱们现在的环境污染这么严重,但是去年用于环保建设方面的钱是在减少的。既然政府拿了这么多钱,现在很多社会的事情老百姓都不干,住房房价那么贵,现在房价收入比,北京市达到了1:19,全国大概是平均1:13,而合理的是1:3点几,可以看看我们是什么状况。所以支出上,咱们浪费很多,而且很多东西,别看公开的“三公”收入,还有很多事情,你可以看到很多部门的高级宾馆、高级培训中心多么豪华,但是都是各个部门的。所以大家过去批评“诸侯经济”,实际上另外一个中国的“王爷经济”也非常繁荣。所以我们要很好地关注,因为那些钱都是纳税人的钱,那些钱怎么用,咱们确实需要去关注它。

  在此大背景下,近三年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三个冲击波,相应的,进行了三次“下限保卫战”。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从2010年起,我国经济发展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

  如果回过头来看中国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可以清晰的发现,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其根本原因就是坚持通过体制改革,释放市场活力,推动增长路径向更高水平转移,避免了由于投资回报率下降出现了条件收敛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画一张图,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农村改革,我们做一个不一定很恰当的比喻,好比火箭要脱离地球的压力,分阶段推进。第一轮推进是80年代,到一定程度之后,边界收益的下放等等,自然而然动力的衰减,后来又有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在新的路径上向前推进。

  “信贷-投资驱动模式”的形成不仅没有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反而弱化了传统投资扩张的市场基础和需求基础,使中国经济结构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二个问题,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怎么样转换的问题。这次决定明确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代替基础性作用。做这种变动,一个现实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审批过多等等问题,这就要求政府转型,填补和做好原来缺位和不到位的工作,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以便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在转换职能,减少审批方面,应该说做得还是比较有利的,相对而言,地方政府改革特别是改变地方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和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改变软预算要素和依赖土地财政以及借了钱不准备偿还等方面的改变不够明显,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还热衷于“大干快上”,追求短期GDP最大化,实际还在走老路,以至于产能过剩问题、地方债务急剧增长的问题等等很难解决。也许,地方政府改革应该怎么样迈步,抓什么重点,目前还不是太清楚,值得我们很好研究。而且地方政府改革涉及到地方官员利益的调整,这个问题难度比较大。这是目前我个人认为,在推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个最大的难题。

  当前中国增长的基本格局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逆转。比如说从供给的表现为四个典型的倒U型结构特征。人口结构,适龄劳动人口比例在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在东部沿海地区,技术部门5千块、6千块钱在纺织企业找一个技术工人是找不到的,一般的熟练工人4千块钱也找不到。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增加值首次低于第三产业,中国迈入服务化时代,去年和前年都谈到进入服务化之后,袁富华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本身有一个结构性下降的过程。收入结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开始回升,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个结构的变化。环境结构,出现了拐点。

  从需求端来看,出现了一系列约束因素。从这张图可以看,无论是人口结构、需求结构,由于时间关系不展开讲,分配结构,投资结构,出口的结构等等。效率的波动过程也是在下降的,刚才杨瑞龙教师也讲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效率的下行从表面上看主要是刺激政策和投资放缓导致的,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然而,民族投监不足背后却折射出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效率的下降,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最近包括社科院、清华大学都有一系列研究来支撑这样一个判断。面对十八大之后的经济形势,新一届执政团队提出了要全面深化改革,遇到了一系列的阻力和供需形成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经济下来的一系列数据显示是快变量,“快、破”很容易,立起来是很难的,破和立不对应,所以经济自然而言就下滑。

  下面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乃武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换挡期的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大家欢迎。

  尊敬的论坛主席,各位来宾,我很高兴再次参加这个会议,在此向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于美国侨报联合举办的第八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的召开暨第四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张图大家看得比较清楚的是,GDP在下行,但是总信用规模和银行贷款在上升,出现剪刀差的问题,中国信贷增长总额是名义GDP增长速度的两倍。这样的高杠杆率条件下,我们还是继续刺激计划,这种债务危机可能就会出现。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刺激,这样的经济刺激导致我们结构问题越来越严重。首先是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恶化,要素投入驱动模式有所强化。这张图所显示的是TFP对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要素对增长的贡献在加快,资本形成增速在加快,资本形成增速/GDP增速在增高。资本形成对增长的贡献度持续上升,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从“出口-投资驱动型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型模式”。2008年经济下行以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安排,我们希望今后不再是以外需为主,在内需为主,内需上面我们希望更多发挥消费作用。但是非常遗憾,最近几年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们看到的是更为糟糕的是向信贷投资驱动模式在转变。

  要清醒看到的是,当前这种复苏的基础依然脆弱,复苏势头有待于时间进一步验证。综合在东部地区调研来看,当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和盈利能力不足的问题,资本回报率明显下降趋势、产能过剩和去过程仍然是目前遇到最主要的问题。所以从国家上市银行公布的季度报表来看,银行不良资产贷款率与去年相比出现了比较快的上升,部分企业出现了资金链断裂、违约等等问题,影子银行违约的风险正在加大,地区式金融风险问题也正在凸显,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很大,今明两年还款压力更大,可能高峰期可能还在两三年之后。这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近也有人提出来要自行自还的发债方式来缓解这些压力。

  我国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支出明显不足,人口老龄化也要求保证一定的财政开支。我们还发现出现人才外流,如果不能维持国内经济比较好的增长速度,没有投资机会的话,人家可能也会走。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要让地方政府在现有体制里保持一定功能的话,就要有速度。有速度的话才能保持一定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在这样一种增长依赖症的压力之下,尽管我们不情愿,羞羞答答,到现在我把稳增长放到要点上面,我们提出了“区间管理”,核心不是反通胀,而是稳增长。改革如果没有推进的话,稳增长就是稳投资,稳投资只有两项靠得住,就是政府出资和企业投资,还有房地产投资,所以房地产泡沫,现在政府可能比一般老百姓更着急,房地产得稳住,房地产一旦出了问题,投资肯定会下来,那个投资一下来,中国经济就会出问题。当前的困局,我们可以预见到,所以刚才刘老师的演讲我非常赞成,他讲的是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如果没有这个改革,肯定冲击下面,我们的政策工具越来越缺乏。

  在完成动力的转换之前,可能市场看到的就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及风险因素逐渐释放的一种不稳定的过程。从增长放缓的过程来看,刚才刘树成老师也提到了“三个冲击”,长期来看,实际上也是平缓下降的过程。考虑到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中国经济皆有可能连续三年低于8%,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下滑时间最长的一次,并且增长减缓的压力还在不断增大,所以我们提出来所谓增长速度的换档期,变成了中高速阶段的过程。

  刚才刘老师讲到三次冲击,V字型,他叫下限冲击波。这张图也印证了他的看法,表明最近几年我们所谓的经济反弹基本上都是源于资金投入。而消费驱动模式并没有出现。投资与GDP之比在上升,居民消费和GDP之比是下降的,不仅没有保持,反而下降,下降的原因也比较简单,主要是这几年收入在下降。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调整,主要靠市场来进行,政府的作用一般只限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进行引导,二是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调整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实现的,如果价格是扭曲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会失去正确的导向,甚至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为了使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同步深化改革来完善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减少政府定价,把政府定价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

  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负责税收立法的我,我们这个税收专业在应用经济学里是一个分支。去年到今年,税收领域里最大的事情就是中国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写入了大会的最后决定中。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世界上法治国家,在税收上都把未经议会立法政府不得征税作为基本的法律规定,这也应该是我们国家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要求。我们国家在税收立法上,还有一些缺陷。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税种都是国务院制定的条例,不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在现行的税制体系中,18个税种中,只有3个税种是全国人大审议立法的,其他15个还都是国务院条例、规定,这15个条例中有4个已经制定了60年。所以我认为,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破题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

  国外的主要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也普遍调低了原来的预期,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消费投资和出口均出现了回落的态势,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正在加大。而消费持续低迷,投资的增速继续回落,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速回落得很厉害。近几个月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也成为了经济增长下降的主要因素。从贸易方面来看,我国出口传统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的被东南亚地区所赶超,高端制造面临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挑战,所谓新的全球化的格局,中国生产为主的模式和一些中东国家、俄罗斯资源性的格局,正在由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的进程和就业形势增加的需要正在打破原来的格局。中国在传统制造业出口面临困难的情况下,新型的制造业和国际化的进程没有真正的跟进,所以外需的压力还是很大,外需下降的幅度是很大的。外需下降的幅度从东部沿海的的地区出口贸易加工基地等等看得更加清晰。如图所示,这几张图就是各个方面在增长下降的过程,在企业增长方面,制造业指数和工业增加值,从2011年以来一直处于收缩的过程,外需的恶化,国内需求的放缓,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以及去库存压力,都使得制造业承受了压力,企业整体盈利仍在低位徘徊,最重要的还有资金成本很大。

  为了摆脱“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

  第二个冲击波。进入2013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第二季度,GDP增长率下滑到7.5%,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第二个冲击波。为“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又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主要措施仍然是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效果,2013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又小幅反弹至7.8%。

  第一个冲击波。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连续10个季度下滑,直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在201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已经由过去连续七年的8%下调到了7.5%。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下滑到7.4%,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合理运行区间下限的第一个冲击波。

  国内外的实践都表明,只有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够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好的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目前在理论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的专家认为,资源配置有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在资源配置微观层次,市场价值规律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微观层次可以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次,市场不应该,也不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宏观层次里包括部门和地区的比例结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微观层次,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在部门和地区结构等配置又不能够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会否定资源在市场信号引导下由效益低的部门和地区自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和地区,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的话,会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估计不足,甚至导致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按经济领域界定还是按微观宏观层次界定,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别的不同的意见,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研究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到了2000年左右,在新的世纪开始加入WTO,新的一轮全球化,使得中国经济又有了新的助推器,每一次改革好比火箭点火,都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更高水平的运行轨道。这一次制度的能量需要新的改革来提供,新的路径来跃升,所以从这个路径来看,这种实际增长率的路径选择需要我们来思考。增长动力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所释放出的增长活力也并不是永恒的,所以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种制度的因素在衰减,所以需要改革来形成新的制度力量。我们在研究潜在增长力的时候,都知道潜在增长力取决于初始条件,初始条件不可更改,潜在增长力取决于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基本上也不可更改。潜在增长力还取决于制度因素,而制度因素可以通过改革来形成新的制度因素,我觉得这是可行的。所以从这种逻辑来推解,所以我们也要推进改革,形成新的动力。

  谢谢大会的邀请,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我们这个论坛。走到这个论坛非常亲切,因为看到了很多我的老师和很多要好的朋友,主要是来学习。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与效率提升”。

  下面我介绍来自东道主的领导、专家和学者,中国经济研究所院长裴长洪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文举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张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动态杂志主编杨春学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王成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科研局办公室主任张晓晶研究员,美国侨报驻中国首席代表赵倩军先生,香港经济导报副主编张立先先生。

  我专门向大家讲一下落实税收法定,主要是因为税收在整个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当前的房产税的立法已经开始制定了,争取年底拿出个草案框架。前些日子热议的遗产税,是十一的时候热议的遗产税,都是很小很小的税种,引起了人们非常广泛的关注,税收牵动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所以税收问题第一才是政治问题,第二才是收入问题,至于它对政治经济社会的调控作用越小越好,振动越小越好,让人们的税感感觉的刺激越小越好。

  如果我们切实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落实好,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漂亮的纸上文件,切实把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还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建设和发展起来,将这些集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于一体的、带有全局联动性的中长期重大举措,具体化和精细化为年度的甚至季度措施,这样相互衔接地出台,以此来应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就会开创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就不会年年被动地去打“下限保卫战”了。

  这次《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来代替已经沿用了21年的基础性作用的提法,这次《决定》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此之前,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过这一个论断,说明这一次《决定》走在改革理论的最前面。我记得这次起草文件的时候,王福林同志提出希望改革文件能够在改革理论方面走在前面,在这一点上,我想大体能够做到。

  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大家上午好,我把题目改一下,我讲土地房产政策与财税改革。讲四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怎么样来界定,我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适用于经济领域,并不像适用于经济领域那样适用于文化社会等领域,虽然在文化社会等领域中产业的部分也需要很好运用市场机制,也就是说,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不少公共服务的部分,比如,义务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居民的基础养老、廉租房建设等等,他的资源的建设是不能够由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的。过去曾经一度出现过上述领域也搞市场化的趋向,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没有很好到位。所以这次《决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说还要涉及到其他领域,改革也是按照决定性作用的提法。

  三大需求,首先看看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边界逼近。2013年以来,中国进出口出现了同时向顶部逼近的趋势。下面是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波动。2013年以来,由于投资和出口贸易规模见顶,因此向下波动的风险加大,也出现了向下调整的风险。

  刚才郝如玉主任、王文举校长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我作为一个发言,抛砖引玉,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TFP的变化及失衡,是基于城市数据进行计算的。结论是,TFP增长最快的是东部,年均增长3.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约为四分之一。第二位是中部,年均增长1.3%,贡献率为11.3%。末位是西部,年均为0.8%,贡献仅仅为6.9%。这二十年来,全国平均的TFP增长率是1.8%,这符合大家普遍的预期。总而言之,TFP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在东中西部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要摆脱年年打“下限保卫战”的被动局面,把握区间中线,这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临时的反周期对策、不是靠简单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个个零碎地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问题的,而需要宏观调控“大手笔”。

  我调研了一下,指的是民营企业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跟他们面对面调查看,资金成本远远高于国家法定的贷款利率,甚至高出一倍。而且有一些贷款机构为了种种原因,当然也有可能贷款额度的限制,使得企业在续贷的过程当中,面临着贷款指标缺口的压力,所以就寻求高利贷。寻求高利贷一般都要20%以上的利率,使得很难以为继,所以企业纷纷选择停工停产,或者有的企业家干脆跑路。

  最后感谢论坛的主席刘树成主席、张连城秘书长,你们辛苦了,办了这么大的一个会,办了这么好的一件事。谢谢大家。

  作为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我很高兴参加这次论坛,也很高兴地见证了每一届论坛的召开和中国城市社会质量指数的发布,你们的成功在国内经济领域甚至在国外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从2012年第一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开始,论坛的主题已经由一个变成了两个,一个是经济增长,一个是生活质量,这两个主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运行的质量关系,也是现实经济中最关键的两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每届论坛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都是很有前瞻性的,也很准确,提出过很多好的政策建议,每年的中国生活质量指数研究也都有新的突破,紧紧扣住现实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的城市还因此成立了民生办公室。

  还应该看到,对于一个大国和强国来说,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目前美、日、德、英、法、俄等国都拥有先进的强大的装备制造业,而且在次贷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都很重视发展装备制造业,美国着重进行再工业化。相比之下,我国的装备制造业还比较落后,与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例如,目前我国还不能制造许多高等设备,因此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振兴装备制造业。

  第一,现在一个最著名、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土地房产政策,因为现在是人人都关注、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且在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土地上不仅能够长出庄稼,而且可以长出城市。我们这三十年城市的扩展速度非常快,而且城市面貌变化得非常大,都与我们的土地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年城市扩展,大概开始是办了六千多个开发区,占地3万多平方公里。到了上海浦东开发区开始以后,搞城市的新城,到现在大概城市新区全国有104个,上海浦东新区1200平方公里,郑州的东区1840平方公里,104个新区占了土地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咱们又搞了很多地区的开发,刚才讲了,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三个地区,大概又有一个新的土地转用的高潮,而且现在土地开发从大城市到了中小城市,到了县、乡镇。而全国这三十年里,咱们房地产发展得也很快,盖的城市住宅有两百多亿平方米,从原来人均8平方米到现在的二十七、八平方米,还不算六、七十亿平方米的小产权房。所以可以看到,在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里,房地产的土地政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大概与土地的资本化非常相关。

  在一些地方,这方面的现象从去年年底开始特别的显现。大量的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遇到这样一个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市场需求的收缩,都使得他们在两个方面夹击,企业生产遇到巨大的困难。从物价走势来看,也有一些下降的过程。当然有的人担忧的更重一点,有实体经济通缩的风险正在形成。

  走出稳增长与调结构两难困境的根本途径还在于继续深化改革,要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结合起来,结合的点就是改革,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要展开谈可以谈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看到传统增长模式在弱化,如果继续维持传统增长模式的话,看来我们越来越缺乏后劲,所以要培养新的增长要素,包括我们要城镇化,包括消费力的提升,包括经济结构的转型,包括创新,都是好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不像日本,日本的体内缺乏真正的增长动力,中国是有真正增长动力的,包括城镇化、消费率、经济结构、创新,未来几年里,如果把这几个增长要素挖掘出来,维持中国未来二十年7%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大家细细一想,非常清楚,这些新的增长要素背后都是改革,没有改革,这些新的增长要素是挖掘不出来的。传统道路是越走越窄,要迎来新的阳光大道,惟有痛下决心改革。

  所以,只有实施了税收法定和预算公开,我们才可以监督,政府的钱是不是花到地方了。你有细项,花得对不对,我们得看。现在不要说那些人大代表去审查,连专家也都不清楚,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口径是什么东西。所以,中国改到今天,我们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经济,那么政府主导的经济改了这么些年,仍然把很多东西弄进来,你可以看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要统治,很多事情都出来,而很重要的问题和我们的财政体制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关注财政是关系我们发展的很重要的内容。谢谢。

  本次论坛的直播媒体单位是中国网。下一节由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也是首席经济学家来主持。另外我们这次论坛总负责人是徐雪,大家在生活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他,由于时间已经拖后了,我想我们的茶歇缩短5分钟,10点半正式开会。谢谢大家。

  第一,人大不要立即收回税收立法的授权,这是当前很多人提出的立即收回授权,但是我觉得不能立即收回授权。

  这个曲线是GDP季度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一季度,这是我们许局长他们的数据,如果没有调整的话,是季度同比,不是累计。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增速换挡与经济发展转型”。同时本届论坛将继2011年后第四次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举办这次论坛的有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美国侨报,让我们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遗产税的主要问题,你说世界各国都征这个税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征,不能调节富人呢?这个税的核心问题,技术上就不能成立,遗产税是对不动产和动产两类财产的税收,不动产非常容易解决,但是动产呢?就非常难。比如我现在兜里装一块大钻石,价值一个亿,你没法核实。但是有一个房产,二百万,他就非常容易征收,二百万的房子要征税,而一个亿的钻石征不了税,还有其他的宝石、字画这些动产,都是很容易藏匿,无法核实的,难道我们还去翻箱倒柜,去搜身吗?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变成了我们对房产的遗产征税那就是向广大中产阶层去征,向小富去征,大富才玩这些钻石、字画、珠宝浴室,小富才玩儿房产呢,而且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也就是买一套最多也就是两套房子,所以我们这个税,如果按照这种征收的话,实际上特别不公平,所以这个税是不能开征的,无论是想象力有多大,实际设计中遇到的问题特别大。所以,我在税收的观点上,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收入问题,第三对经济、政治、社会的调控越小越好。我的观点很明确吧?我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渗入者,我不是敌对势力的渗入者,我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为中国的稳定、为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执政地位,为我们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大,我完全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渗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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