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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向来有信心退休后还想再做一件事

时间:2019-10-16

  

我对中国向来有信心退休后还想再做一件事

  而中国的学者如果不在这圈子里,等他人文章发表出来后,中国学者还不能判断这些文章哪个最有前沿性。等大伙儿形成共识,确认这文章代表的方向很重要,中国学员才跟着模仿和追赶,这期间耗时起码要五年。换而言之,中国学者非常勤奋,各个大学都在瞄准前沿做研究,但实际上追的极可能都是国外五到十年前的东西了。 陈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是我和我的同事,也是曾经的领导林毅夫的主要分歧。 第一年我在休斯顿大学,校园就在黑人区边上。美国的贫富差距非常大,黑人区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茅草长得有一人高,那些生活贫困的黑人常表现得非常愤怒。我每天晚上回家,简直像要经过战争区域一样,因为有抢劫的危险。所以我第一年在休斯顿时完全不佩服美国,而且还惊奇美国这样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怎么会不灭亡?我也并不认为美国有什么自由,美国对初来的中国留学生监视得非常厉害,中国留学生一到美国就被联邦调查局盯住了。 这次“破冰”会议影响很大,开辟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中国政府合作的通道,后来就年年运作。开始在美国讨论中国的改革,后来到中国讨论中国改革怎么推进,多是研究具体政策问题。 我1981年跟普利高津做研究,1985年就发现了经济混沌,那时还只是研究生,但立马就到了世界研究前沿,后面就一直在世界前沿和各国科学家交流、竞争。那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如果要做世界前沿、首创的工作,得在国外最好的科学中心里做,在国内是没办法进入科学核心圈的。 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过要全盘西化的念头。我小时候的志愿还受母亲的影响,希望中国建一个强大的海军,打到英国去,后来学物理是想造。现在会研究西方现代化道路,但不会期待全盘西化。 第二件事,我向中央建议建立专利制度。我在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审查项目时发现,大量项目,尤其是军工研究项目,实际上是重复的,不建立专利制度的话,会导致研究大量重复的现象。 观察者网:您前后在美国生活了近40年,这些年里您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中国的变化?或者说,回溯您自己的心路历程,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让您重新认识中国? 陈平: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有几件事非常特殊:第一件事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能保持大一统,这是其他文明都做不到的;第二件事,国家大一统,但思想不僵化,学习能力非常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不同发展模式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都非常优秀。 改革开放第一个阶段,我把它划在1977到1992年,这阶段我是亲身参与的。当时国内对中国未来改革往什么方向走,争议很大,危机感也很重,所以说要“杀出条血路来”,对此我深有体会。 “去杠杆”这个概念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世界竞争制高点都是过剩产能,看谁熬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不就是过剩产能吗?美国的农产品对中国出口都是过剩产能。为什么美国要坚持它的过剩产能,而中国要去过剩产能?总之,打贸易战为中国转型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对中国打胜贸易战非常有信心。 观察者网:从“中国崩溃论”到“”,再到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角色,外界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但总有抹不去的偏见和傲慢。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对外解释中国70年的改革和发展? 观察者网:80、90年代改革中,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学习。2008年奥运会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信起来,对中国道路越来越肯定。您怎么看这种国家心态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始终和国家科委领导保持密切联系,把国外的经验介绍到国内来,推动国内科技教育改革,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回国。我在1987年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担任留美经济学会第三届会长,当时就接到一个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想和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先生对话。 简单来说,这个时期开放市场急剧扩大,中国的基础建设、房地产发展得非常快,但里面积累的问题也很多。我也跟提过批评,表示中国金融里非法集资的问题实际上有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的金融问题、房地产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但当时的领导过于追求GDP扩张,把问题拖下来,为后面的问题埋下了伏笔。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放松思想教育,也放松制度的建设,这个现在留下来的问题也蛮多的。 当时我就说,学物理,除非到普利高津那儿去,别的地方就不去了。结果正好有海外华人科学家在中国开会,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都来了。因为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学历,所以他们就以个人名义联系了几所学校,派一批学生去“闯关”,里面正好有德克萨斯大学。 期间也碰上了一个很大的挑战,让很多海外华人质疑中国改革的持续性。之后我访问台湾,见到“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和副院长于宗先。我发现大陆去台的老一代经济学家们真的非常爱国,为中国积极献策。后来咱搞工业园区,其实就是吸收了台湾的经验。 那时才知道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都到了美国一流大学,后来就发现中美研究的差距非常大。中国学校的老师虽然非常好,但是研究课题落后,并不了解国外相关方面到底做到什么程度。而在德克萨斯大学,当研究生时就能知道世界前沿发展到哪里,即使是他人还未发表的课题,我们在普利高津那里也都能知道。所以如果学生想在世界一流的中心做研究,都得拼命,我在那儿干了一年多就累得胃出血了。 高铁的发展是在金融危机时做成的,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在国内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国内那些相信市场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在制造债务危机,借此批判中国的“大政府”和产业政策,实际上在否定中国改革的一些基本成就。在我看来,中国在危机时期投4万亿搞基础建设的做法是成功的,确实有一些债务问题,但问题不大,比美国的债务问题要好多了。 所以如果我退休后还能做一件事的话,就是改变现有情况。现有情况要不改变,中国是没有可能占领世界科学的制高点的,而占领不了世界科学制高点,就永远要受美国欺负,“”“港独”也就有幻想可以寄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我回来的时候,没有接受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的建议,把人事关系放在科学院,人到北大来上班,因为我觉得科学院没有做经济学的,没办法对话,要是在科学院做事,得跟别人一样去做数学、物理学。但是在北大经济中心,除了我,没有人做经济学基础研究,所以非常孤立,只能教研究生选修课。从1996年开始到后来退休,一半时间在美国做研究,一半时间回中国教书培养研究生。 陈平:还没有完全达到。北大学生其实非常好,我在北大也培养了好几个研究生,做的工作也都非常优秀。他们一到国外做报告,国外的经济学家就立马称他们是天才。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在北大得不到承认。我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在北大毕业非常难,毕业了留下来也非常难。有几个做得好的在北大没出路,就被我带到复旦去了,也有干脆下海赚钱的。 生于1944年,完整经历新中国70周年的陈平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关于中国道路的解读,常在坊间掀起争议,但也让不少读者“醍醐灌顶”。 一个是中国的国有银行太大,应该拆分竞争,但因为当时美国在合并,所以中央领导批了,却被中层领导否定了。最后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没有被拆分,但又增加了好多准国有银行、地方银行。我觉得目前中国的金融还是有问题,没有理顺。 在西方生活了40年,对西方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在我看来,西方衰落不是2008年开始的,而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从里根上台削减税收、削减科研经费开始。后来做科学家,体会到在美国科研越来越难做,而中国做科学的发展空间是越来越大。因此,我对中国向来是有信心的,只是没料到发展这么快,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已成为世界第二。 从这点上,我就发现了中国和苏联改革的最大不同。苏联改革是上面要制定“500天计划”,请哈佛教授来指导,然而“500天计划”还没制定完,苏联就垮了。而中国的改革是从地方试点开始的:农村改革试验从安徽开始;经济特区从广东深圳开始;我们留美经济学会回去开会,从海南岛开始。所以,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是中国改革的动力,在地方政府试验的基础上,中央再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农村改革、国企改革都是这样子的。这是中国和东欧改革最大的不同,也是我对中国改革开放保持信心和乐观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四阶段,即1992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两次考验,树立了中国道路的信心。 中国要不改变科学体制,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是很难缩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科研经费的发放、中国领导对科学人才的识别,都不是以个人成就为标准的,而是以单位地位为标准,看你是科学院的还是清华北大的。这样一种组织方法是没办法在世界上得到他人承认的。这也是我走上前沿以后回不来的一个原因,回来的话,基本就是为国内具体的任务服务。 上面说的还是物理学,经济学就更差了。经济学方面,中国基本是在追捧西方名家,西方得了诺奖的名家的理论起码都已发表二三十年,这个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第三件事,当时价格“闯关”导致社会动荡,造成风波,在那以后双轨制就稳定下来了。价格“闯关”时,我和“休克疗法”鼻祖、哈佛教授萨克斯已经开始辩论了。那时我就发现照搬西方的经验到中国是不行的,这发展是非均衡的,有很大的风险,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走试验的道路。这些思想都是在这个阶段内定型的。 如果要向外解释中国经验,目前中国的做法还有待改善。西方攻击我们时,我们多是先辩护;但话语权掌握在别人手里,所以我们的辩护又是无力的。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先颠覆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范式,拿历史来检验他们的理论,说他们的理论不成立,我们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自己的理论来。 我们在高中数学竞赛和中科大一年级的时候,读书不是纯念教科书,而是在做当时苏联、日本等国最难的数学题,期间我练了数以万计的题。而且,那时在科大,华罗庚、严济慈等都有给一年级讲课,我们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做研究。所以,我到美国对付考试的基础完全是时代和困难时期在中国培养出来的。 1977年到1991年,主要是国内改革,至1992年准备好了以后,深圳特区才真正对外开放,中国由此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但在高速发展时期也有很大的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但中国站住脚了,香港也稳定了。 所以,留美经济学会回国和地方政府合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农村包围城市”:先从最远的海岛开始,然后去上海,后面再进京。这说明,不要以为改革都是中央部门设计规划的,其实中央各个部门争论是最激烈的,而且里面不少人偏保守,还崇拜美国,反倒是地方政府改革非常有创新精神。 林毅夫建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就是要给中国培养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认为谁能解释中国经验,谁就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我研究过历史上诺贝尔奖怎么发的,所以我跟林毅夫说,诺贝尔奖是不会发给一个解释国家的理论,比如美国、德国、日本都做得很好,但是没有人因为解释美国、德国、日本而获奖,他们都把奖发给研究方法论的工作。 陈平:因为办出国手续耽误了时间,所以本来计划是去德克萨斯大学的,结果错过开学时间,只好求其次第一年先去了休斯顿大学。读一年以后,再转到德克萨斯大学,跟普利高津做研究。结果,这两个城市的对比让我非常震惊。 陈平:出国是因为1978年刚刚出山,任科学院的党委书记,当时正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就把我调去筹备大会了。因我的朋友温文凯参加了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建议恢复高考,被采纳,国家科委就把我借调去研究科技政策和教育改革。 上大学的时候,我申请过加入,但根本没有批准的可能。我从中学开始就爱想问题,老喜欢提问题、质疑领导,所以大学时因问题太多,入不了党。有趣的是,出山以后,我参加科学大会、早期的政策研究,国家科委和党的领导人都对我非常看重,也把很多重大的任务交给我去研究,但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问过我是否要申请入党,是否要当官做干部。 当年林毅夫和杨小凯在争论后发优势还是先发优势,我则认为既没有绝对的后发优势,也没有绝对的先发优势,而是竞争关系。如果资源无限,西方创新速度遥遥领先,那中国就只好在后面赶超,那也就是杨小凯说的,西方有先发优势;如果资源有限,西方的创新速度下降,那么后起国家就可以赶上先进国家,林毅夫讲的后发优势才能实现;我的理论更一般,是一个像相对论一样的大统一理论,东西方都有可能赢或输,里头有不确定性。这样的话西方科学家听了也比较服气。 上海格致中学年年数学竞赛总分第一,我在格致中学念书,那时又是团干部,所以参加得很积极。我高中两年念完了原来高中三年和大学一年的课程,而且老师没教过,全是学生自学、辩论,老师只在那里辅导。后来华罗庚创立中科大数学系,到格致中学招人。当时科大说要制造、导弹,于是把我们的优秀学生都招到科大去。 而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胆子大,改革开放大量吸引西方外资,大量放留学生出去,不怕他们不回来,这种魄力是连斯大林都没有的。 道理很简单,国外承认的是你的个人能力,如果你做的研究有创见,跟别人与众不同,被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承认,那么你们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圈子,一同交流思想和成果,在文章发表前一两年,你就可以知道你主要的竞争对手和合作者在研究什么问题了。 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利高津,却半路转向经济学研究;居美40年,否定了十来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多次劝诫国人“要照美国人做的办法做,不能照美国人说的做”…… 另外,其实“中国道路”这一提法也是我首创的。当时上海社科院搞有奖征文,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专门来信要求我也应征,结果我还得了一等奖。当时我就觉得中国的经验还没有定型,尤其是金融和社保,要学西方还是走中国自己的路,争论还很大,讲“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所以我的提法叫“中国道路”,意思是未来往什么方向走,还有待观察。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用“中国道路”这词了,这里面应也有本人的一点贡献。 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成昆铁路,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回来后又去做核聚变的研究。当铁路工人时,我在实践中观察经济学的问题,重新发现和颠覆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亚当·斯密讲分工可以由市场协调,讲的是手工作坊和小农经济,个体和个体之间可以直接交易,但是铁路上你怎么分段交易?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这个经验是在当铁路工人的时候悟出来的。 一个原因是,我的老师严济慈是九三学社的,他坚持认为我应该做科学。当时改革也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涉及改革的重大的有争议的方案,都是党的领导人鼓励年轻人提出不同意见,向中央报告,得到认可后推广,这里面有很多是非党员的群众。所以我觉得他们从来不动员我加入,有一个考虑是给我更大的说话空间,也因此我经常会说一些过线的言论,但事后被证明还是有道理的。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1944年,逢日本飞机轰炸。母亲没东西给我吃,所以我从小体弱多病,小学也不知道到底上了几年级。开始下乡劳动,到农村吃饭,饭碗上面叮满苍蝇。上海人哪里见过这场面?我妈说,我要是下乡,死定了。但结果相反,我下乡劳动,吃了叮满苍蝇的饭以后就再也不经常生病了。 第一件事,就是全国科学大会开始改革教育体制,恢复高考,我被借调去研究相关政策。 坚持“十大关系”,坚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要同时发展,重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和苏联的集中统一很不一样。是真的理解中国小农经济特点,怎么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搞集体化,那在世界上也是独创的,所以也代表了一种路线。 总之,头两年的震撼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年我就觉得美国的社会太恐怖,这国家怎么会不灭亡;第二年就知道了,美国科研先进的大学实际上不是设在大城市,而是小城市,小城市研究环境好——到现在我也主张,中国如果不把最好的大学搬到小城市的话,是没有可能在世界科技领域位居前沿的。 陈平: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规模已逐渐逼近美国,两者技术差距也越来越小。但依我看,中美最大的差距在于科技和教育的体制。 当时已向台湾发出呼吁,要恢复两岸交流和谈,想从经济方面先开始,但是台湾很保守,不回应,所以时任中国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打电话问我,2018F1上海站红牛梅奔法拉利三雄争霸,有什么办法能实现大陆经济学家和台湾经济学家的对话。我说,可以呀,我来试下。我建议由我代表留美经济学会出面,在我们的年会上组织大陆、台湾、美国的经济学家加上留美经济学者与学生的“四方会谈”,研讨中国经济改革。 另外,从经济下行到打贸易战能逐渐稳占上风,我认为这一发展检验了中国道路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让我们做了30多年的复杂经济学“代谢增长论”有了应用的机会。本来在北大做复杂经济学,基本上非常孤立,没有人听,但是打贸易战以后就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是根本不可能解释贸易战的,所以反而为我们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创造了很大的机遇。就这点来看,我个人感到非常幸运,我和共和国同时成长,一起经历曲折,也一起见到光明。 在西方或苏联等任何其他国家,一个党派内同时有几派个性强的人,那政党早就分裂了,而中国还能保持集中统一,几种发展方式竞争共存,我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我自己也是非常佩服的。 陈平:从1981年到2003年普利高津去世,我在普利高津研究中心工作了22年。我从这段经历得到的认识之一是,中国学者的工作离世界核心圈子很远,只是在外围边缘模仿、追赶。 陈平:从国外看,国内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改革开放激发了全球华人对中国的希望;二是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主力。 第二年转学到奥斯汀。奥斯汀是一个中小城市,当时只有五六十万人口。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非常安静,女生半夜回家都没问题。奥斯汀分校当时顶峰的时候设了十几个讲座教授的席位,向全世界招最好的科学家。我们在那儿研究,每天都要干到半夜。 当时国内中央领导很快接受这一主张,大陆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名义派出代表团,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尚清任团长,团员包括后来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中创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晓彬、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张少杰、唐欣,以及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周其仁。台湾也派了“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赵刚当代表。 我母亲的养父来自外交官家族,他们家有人是巴黎和会的代表,我的外祖父在抗战以前是中国驻新加坡的领事,后来战争中转到新西兰惠灵顿。而我母亲小时候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长大的,受英国殖民主义压迫非常厉害,所以我母亲从来就不信任西方的殖民主义,在我小时候就教育我巴黎和会上的国耻,希望中国强大。我前面也说过,我第一年到美国,看见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当时都奇怪“美国这种国家怎么会不灭亡?”。 中国在过去40年里培养了大批人才,但一流人才在国内留不住,跑国外做出很多成绩了才回国兼职。这次贸易战你就会发现,美国对中国学者回国兼职有很大的恐惧心理。将来会有大批优秀人才回国工作,但现有的国内体制容纳不了这些人,学校都在大城市里,也没有经费的保障。 后来我又参加了东北农业讨论会,研究怎么改革中国的农业政策,那时我就建议要放松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的文章《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于1979年11月16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以后,全国影响很大,于是我的去向就引起了争论。我的老师坚持要我学物理,科学院的领导希望我研究政策。 此外,我在国外40年,以一个物理学家的身份,和对中国有偏见的西方社会科学家辩论,也有很大好处——讨论政治问题时,有很大的自由。和外国人辩论,人家会问你是不是党员,好像你是在为中国政府辩护。我不是党员,我就是科学家,所以我说话的自由度要更大一点。对中国来说,也可以增加一点多样化。 市场派经济学家批评的债务问题、民间批评的环保问题,他们把一切问题归因为GDP增速太快,要求调整速度。对此,我持反对意见。在这问题上,我和林毅夫、史正富的观点一致,就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适当降低,但完全不需要降到6%以下,可以维持7%或8%的高速增长,然后逐渐转到提高质量。但是中国搞去杠杆,一刀切,造成经济下行,给特朗普打贸易战制造了机会。对中国而言,打贸易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可以趁机停止去杠杆,抓基础工业。 第二件有趣的事情,就是留美经济学会和中国政府合作,讨论经济改革的具体政策。1987年,我担任留美经济学会第三届会长期间,从国内请高层代表团来美开会;后来的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将会议搬到海南岛;再后来的会长越来越起劲,徐滇庆任会长时把国企改革的研讨放到上海,尹尊生任会长时把研讨会带进了北京。 现在回过头来看,里讲的路线斗争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比如代表的就是“亚洲四小龙”那样的东亚模式,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再慢慢往社会主义过度;周恩来、陈云等引进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务实、成系统,做得比苏联还好;看到国际分工和国家安全间的矛盾,所以不接受苏联领导下的国际分工,最终中苏发生分裂。 现在中国一有人讲前30年的问题,就讲是失败的,这点我是不同意的。失败,只不过是大炼钢铁、农业“放卫星”造假有问题,但中国的科学,从激光、半导体到原子能,都是时期实现的,而且当时科学的带头人多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本科生,连研究生都不是。我们那时候一半时间在劳动下乡,另一半时间用来读书练题做科研,效率要比改革开放后全盘学习美国的那套西方模式高不少。 观察者网:放眼世界,中国的体制无疑是非常独特的。您如何评价中国在中国复兴之路上的作用? 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有贡献,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做上海市政府的顾问,建议上海如何发展金融中心。当时中国股票上市后金融市场混乱,坑蒙拐骗严重,我在调研、向西方经济学家请教以后,回来就向当时在上海市委机关工作的黄奇帆提了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中国要建立信用制度——这信用制度在美国是早就有了的,但中国的教科书上还没有。 所以,要解释中国经验,不要就事论事,而是要在人类智慧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各国的经验,发展更一般的理论,这样人家才能接受你。 科学院和我们科大副校长钱临照都同意且支持我去德克萨斯留学。科大校长严济慈和钱临照坚持让我继续学物理,科学院领导则是说,“好,让陈平出去好好研究研究西方现代化经验,回来做政策研究,也有个了解深一点的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观察者网推出“70周年·爱上中国”系列报道,专访海外归来学者,从个体人生历程出发,讲述新中国故事。本期嘉宾为自号“眉山剑客”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 这次贸易战让从上到下都意识到抓核心技术很重要,但还没认识到核心技术不是花钱就能行的——不抓基础研究是不行的,但抓基础研究,不改变现在国内的科研体制,自己没有判断能力,提拔职称都要先在国外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那你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走。 可以说我是让思想给改造的。从下乡到困难时期四清运动,对我而言,不但改造了思想教育,我身体也从体弱多病变成能吃苦耐劳。到国外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得亏这些年的锻炼,向农村同学学习,否则我根本不会到今天还有这个精力。 观察者网:一般会将新中国70年发展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比如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再比如三大改造、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您认为建国70周年,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历史节点?在这些历史节点上,您个人有什么见闻? 留美经济学会的活动,让我认识了大批海外华裔——不光是经济学家,也包括科学家、企业家。当时我就发现,中国的改革大大弥补了华人间自国共内战以来的分歧。所以我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抱有很大的希望。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66年,期间奠定了中国科学和工业的基础。这阶段我在上小学、中学及大学的三年级,所以我对中国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印象非常深刻。 我这个理论的框架,也不是根据中国经验独立发明的,实际上是发展了普利高津非线性非均衡的方法,这个在西方都可以被接受。然后我加上了一点,就是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是复杂科学的鼻祖,比柏拉图还高明,再来解释世界文明的兴衰。我的理论之一是,如果学习速度大于创新速度,后来者就可以居上。这正好可以解释中国经验。 那时科大的生活条件很差,但没有一个人是崇拜或害怕美帝的,都准备造出来跟美国打仗。当时的爱国主义和自信心比现在打贸易战还强。我们的基础训练非常厉害。训练强度有多大?我1980年到美国读研,去的时候已经36岁了,周围的美国同学才二十几岁,他们嘲笑我们是“失落的一代”,我也不吭气,“失落”就“失落”吧,但一考试,我就是第一名。我到德克萨斯大学念完博士,毕业时总成绩满分,原因就是美国大学考试,那数学题目难度还没有我1958年参加初中数学竞赛的难度大。 中国现今有一大问题,就是教育体制没有改革,还是在模仿美国,所以作出的成绩得不到国际承认。大学里不少老师是不做基础研究的,也不关心前沿方法论有什么变革,只会照着哈佛的教科书教书。 还有一个,当时中央有人建议学习西方搞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对此我是质疑的,因为西方的社保搞得并不成功。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只是把我招去当社会劳动保障部的顾问。到现在中国社会保障的方向还是在学欧美,我觉得将来社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当然,现在规模还没有到西方的程度,但是西方除了北欧小国做得比较好,其他现在问题较多,如美国、日本等较大国家,社会保障已成为财政危机的主要来源。 陈平:我从小就认同中国要复兴民族的理想,也认同马克思要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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